By蔡茂堂牧師
仇恨初萌
我唸彰化中學時,台灣仍有「保送」的制度,彰化高中每年可保送成績最好的幾位畢業生進台大醫學院。我從小唸書,直到初中畢業,都保持在班上很好的成績。從彰化初中
升入高中,也是直升。那時我充滿理想和驕傲,覺得只要繼續努力,便能保送台大醫學院,前程似錦。怎曉得高中一年級上學期體育成績竟然不及格,是班中唯一體育不及格的學生。
後來間接得到消息,說我的體育成績可能跟競爭保送有關。我知道後,開始對社會的不公義產生仇恨的心理,從此很憎恨影響我保送的老師。那時我正在閱讀「基度山恩仇記」,心想君子報仇,十年未晚,今天沒能報你仇,你給我記住,有一天,我醫學院畢業,你孩子不
要生病,否則,我定會神不知鬼不覺的,把你的孩子弄至死不了又活不起來。我的心理就是這樣想──有一天我要報仇。
爸爸的淒苦
爸爸年紀很大才生下我,我家很不幸,適逢中日戰爭,他第一次空襲到大陸避難,那裡知道從大陸回來時,所有的房產都給親戚佔了,因登記不完全,沒法要回來,變成一無所有。第二次跑空襲時,躲到台東後山,太太被蜈蚣咬傷,因為沒有藥物,毒發身亡,留下許多位幼子。爸爸為了須要有人照顧這些孩子,再娶我母親,因此我是繼母的孩子,在家排行十二男。家
裡很窮,哥哥們在小學畢業後就沒有繼續升學唸書,整天跟媽媽吵嘴,後來就長年在外流浪。
因為我唸書成績好,爸爸把所有希望放在我身上,要我繼續讀書。他為要省錢,不能讓我們在學校蒸便當 (要額外繳費),他每天自己騎腳踏車上山 (學校位於山嶺上,我們住在山下,孩子們要乘坐巴士上學),把便當用布包著,送到學校窗戶旁,讓我們下了課取來吃。不幸一次在送便當的路途上,被一輛超載的卡車把腳踏車的把手拉著,老人家沒辦法就倒了,幸好沒倒在
車下,而是倒在路邊,那卡車卻揚長而去,爸爸只得自己爬起來,可是大腿骨卻跌斷了,雖經過開刀,卻接合不良,從此爸爸便須要拄著柺杖走路。家裡已經沒有錢,又遇到此不幸,我記得媽媽因為沒有米燒飯而跟爸爸發脾氣,我爸爸是基督徒,那時他只是說「 約伯倒楣的時候,他的太太不也是罵他嗎?你不要逼我當約伯」他一生給我很深的印象,如果信耶穌為了要神祝福,我爸爸真可說一點祝福也沒有,但他還是要信耶穌。這也叫我覺得奇怪,我心裡一直很疑惑。
高二時,家鄉的教會重蓋禮拜堂,父親是教會的長老,因為無力奉獻,而他對建築是有些許認識的,便自告奮勇願協助監督會堂的建造。那時他的大腿骨已經跌斷了一隻,必須靠著柺杖走路
,仍堅持要去。我家離教會很遠,爸每天帶個便當,一清早慢慢走去,到下午才慢慢走回來。沒想到教會中竟然傳出我父親偷工地的鋼筋水泥去變賣的謠言。教會的牧師、長老和其他弟兄姐妹卻無人站出來為這位忠心服侍主的老僕人澄清。
因此我告訴自己,哪裡有上帝,如果有的話,因該馬上打雷,把那位誣告我父親的人當場擊斃,這才大快人心,才證明有上帝。分明牧師都是眼中只有錢、勢力、偏心,哪裡有上帝?哪裡有愛?教會講台上常講「彼此相愛」,這只限於救急救難救困難了。教會中有我們這麼窮的家庭,窮得不像話,幫也幫不了。我覺得不幫也罷,可是就不要在講台上講什麼「彼此相愛」。學校也是一樣,遭人白眼:「你硬要爭取被保送進台大,進去了也沒有錢唸,何必占人家的
位?」。在我看來,我們一家在別人眼裡真像是一堆垃圾。
蘭大弼院長 (Dr. David Landsborough)
那時有個英國人,是彰化基督教醫院的院長──蘭大弼,他常常穿一條短褲,上下班都是騎腳踏車(他屬下的醫生卻是開車上下班的),他很愛住在他附近的小孩,我們也住在他附近,都是貧民區的小孩。每學期開學時,他騎腳踏車,送ㄧ包錢到我們家說:『這是給你孩子買書籍文具的』我們都是這樣受著他的幫助。還有每個禮拜天,他都請人做很豐富的菜 (一席十二道菜),請附近念中學的小孩享用,教你學英文,唯一的條件是席間只許講英文,我們哪裡會講英文,他卻很有耐性,自己不吃飯,一個一個逼問你,沒辦法回答時,便要站出來說:I am sorry (抱歉) 然後站著吃飯。這印象很深刻,他一直跟我們講,雖然聽不懂,卻很喜歡聽。唸初中時,他就是
這樣給我在英文上奠下基礎,以致後來考 (托福) 得了六百多分,到美國唸書也沒語言問題。
蘭大弼院長每幾年會回英國述職,每次都是搭船來回,我以為他喜歡坐船,是一種享受,我念大學的時候,他退休了,仍是坐船回去。有人問他為什麼不搭飛機比較快?他回答說:『坐船便宜些』原來他沒有拿彰化基督教醫院的薪金 (應該是每月三四十萬台幣),他只拿宣教士的薪金(每個月不到三萬元)。而且他的錢大部份又都送給附近窮孩子當獎學金,其中一個比我們更窮,他栽培這個孩子,後來成為台中某間醫院的麻醉科醫生.。蘭醫師在英國倫敦醫學院完成醫學教育,取得醫學博士學位與倫敦皇家內科學院院士,後來成為宣教醫師,到中國福州,後來大陸淪
陷,轉到台灣,一生在台灣,成為我們的鄰居,他很得神的祝福,但他把福份分給鄰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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